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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些天报,课教得好也能评上副教授

点击: 167 次  来源:http://www.010zws.com 时间:2020-01-18

核心提示: 近期,攻克数学难题的22岁在校学生刘路被中南大学聘为教授级研究员。复旦大学近期也表示:该校教师仅凭一两篇代表作就可获得教授参评资格。这两条新闻给每年由职称评定掀起的“论文大战”打开一个缺口——论文评价,“贵精不贵多”。 近期,攻克数学难题的22岁在校学生刘路被中南大学聘为教授级研究员。复旦大学近期也表示:该校教师仅凭一两篇代表作就可获得教授参评资格。这两条新闻给每年由职称评定掀起的“论文大战”打开一个缺口——论文评价,“贵精不贵多”。然而,也有人认为,获得国际奖项只是特例,而“代表作”也是论文,这种方式并没有打破人才选定的固有成见,收效如何不敢保证。大学教师能力如何衡量?有没有更科学的方式?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数量仍是主要依据“最近我们学校也修改了职称评定标准,但是并没有完全跳脱出‘数量’的圈子。相信对于很多学校来说,‘数量’仍是目前主要的评价方式”。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王德岩告诉记者。目前,一些学校把“代表作”视为职称评定标准,王德岩认为,这“回归了学术本身”,“能让青年教师更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方向,避免重复式量产”。“如果单纯从‘数量’出发,危害自不必说。单从理论上也不可能做到,每年应届毕业的本科、硕士学生以及需要刊发稿件的教师数量就远远大于目前我国的期刊发稿量。如果真正看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有一篇就可以说明问题。” 王德岩说。北京一所高校副教授张佚去年刚刚参加职称评定,尽管在授课方面十分突出,他仍然在论文发表上下了不少“苦功”。“我认为以数量衡量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因为大学分科不同,理科、工科、文科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比如中南大学学生刘路,他的科研成果很直观地表现了他的水平,他有获得正教授级研究员的资格。但是对于一个文科教师来说,标准的好坏就有些难以核定。”张佚说。“代表作”制可行吗?每到评选职称时,论文大战总让不少老师“身心俱疲”,一位青年教师形容论文战是“兵荒马乱般的车轮战”。“改革”、“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代表作”制、或由一篇高质量的文章决定胜负是否是现阶段可行的办法?王德岩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符合学术发展阶段的。而且这样的规定也更利于年轻人的发展。从文科的角度说,青年教师对新兴知识的掌握并不亚于一些资深教授。但是在数量战的时候,他们对于一个问题研究不深就要赶快写出来发表,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发表七八篇文章才发现第一稿可能结论有问题。不利于学问往深层发展。”张佚则认为,目前的评价标准有“不合理”的地方。“目前的状况是,理科、工科、文科的评价标准都偏向工科的‘数量论’。从某种程度上,工科可以拿数量说话,因为它的水准是大致可以衡量的,但是很多学科并不如此。目前的评价方式把所有学科都往一个模子套,发表8篇就可以,发表7篇就不行,这不科学,不是‘水平来决定’而是‘规定来决定’。‘代表作’制希望大家都沉下心来往深里走,这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问题需要想清楚,比如1篇90分的文章是不是一定大于20篇80分的文章,另外,如何评价一篇文章的优劣?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30岁发表的,但在他70岁的时候才引起轰动。如何能找出有远见的慧眼识珠的评委?我觉得规则的细分很重要。”在采访中,不少青年教师认为,以论文数量来衡量,相当于“杂志在衡量而不是专家在衡量”,而且仅以数量评判,“鼓励平庸”。但“代表作”也是论文,如何摆脱这种窠臼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目前的评价标准是‘直接评价’太少了,大多数是‘间接评价’——依靠杂志把关、依靠‘引用率’说话、过份迷信国外。我见过一些高校老师,要求学生写论文时,引文必须是自己的作品,这样引用率必然高,但是这能说明水平高吗?我想,还是应当直接评价科研成果本身。比如哲学,应当选择文科类大同行的专家加上哲学类小同行的专家一起作为专家委员会参与评议,我相信‘代表作制’也是期待达到这样的效果,作品是否在一级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水平如何都由专家委员会评议。这样比较科学,也能摆脱平庸的窠臼。”被“忽视”的教学水平在记者采访的高校教师群体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职称评定上、能力衡量上,几乎没有人提到“教学”。张佚失望地告诉记者:“在职称评定上,讲课所占的比例恐怕是‘0’。”王德岩向记者解释了相关规定:“在职称评定上,授课是一个底线。大多数学校会根据级别要求教师每年上多少课时、上多少门课等等。但是,教学水平在评定职称上的作用确实很小。因为对于学校来说,首先授课好坏没有像科研一样的标准,其次,就教育部规定的毕业率、考研率、就业率等来说,这些标准高与教师授课之间无法真正划上等号。目前,尽管让学生为教师授课打分,但在学生笔下,一般教师的分数没有低于95的,拉不开档次。而且从客观上说,按资排辈的风气还是很盛行。如果评选全国优秀教师、授课能手之类不太可能会有青年教师获得。”“久而久之,这样的现象会让青年教师有些委屈,授课的热情也会受到打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青年教师这样说。程方平认为,这种现象是本末倒置。“在高校,教学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应当是教学第一,科研第二。如果对高校功能展开排序,应当是这样:教学、科研、服务。而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科研也有很好的促进。如果一个教师授课做的不好,科研再好都是名不副实的。”同时,教育部在鼓励高校教师授课方面,已经有不少激励机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罗圣国表示:“讲课有热情、有感染力、信息量大、能吸引学生注意力等指标都是教育部评估高校教学的主要内容。”王德岩认为,目前的“代表作”制和青年学生刘路的新闻都给青年教师的成长指明了方向,“在科研道路上,青年教师有了更深耕细作的空间。当然,希望授课内容也能更好地反映到职称评定中去,这样对高校教学工作将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识刘路后的再思考:人才培养需宽松创新环境

高校教师评职称,发表论文数是铁门槛:升副教授需46篇,升教授610篇,其中还必须有核心期刊、权威期刊这一当前我国高校评价、人事体系中的常规动作,复旦大学一破再破推出以重大科研成果为关键评价指标的代表作制度的同时,将代表性教学成果纳入职称评价。深受学生喜爱的青年教师吴燕华成为吃螃蟹者,她以优秀的教学表现申报副教授职称,几天前,获得院校两级学术评议机构高票通过。

中南大学22岁在校学生刘路被该校聘用为“教授级研究员”一事,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经科技日报深度报道,在科教界乃至全国引起广泛关注。一直跟踪事件主人公、相关领导、教授的记者,感触颇深。记者以为,事件背后,如何创新环境,改善我国高材生的培养教育,改善我国科教评价体系,值得思考。采访中,记者曾与中科院及高校不同学科的中青年副教授、教师进行过多次热烈讨论:我国不缺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天才”,为什么却很少出现能在国际上作出一流贡献的中青年数学、物理、化学家?为什么我国鲜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为什么学术界作风浮躁,学术造假时有发生?声音一:仅凭刘路对数学的痴迷,他就值得学校的培养和重视说到我国学生参加每届奥林匹克竞赛,获奖战果总是颇为丰盛。可是,历届奥数金牌获得者,大部分人后来却没有从事与数学相关的工作。调查中发现,这些中学时代的“数学天才”,有很多并不是本身对数学情有独钟,而只是为了在竞赛中获得好名次,来为他们的高考成绩加分,或者是更优秀者可以保送清华、北大等名校。在这一人群中,像刘路这种为数学而痴迷的学生并不多,像他这样立志要从事数学科研,有理想要在数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更不多。而我国需要的,就是如同刘路这样,对自己专业“因为爱,所以爱”,并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才!而不仅仅是能在一场国际比赛中为我国只争一次光的天才!我们要的是可持续推动科技进步的人才!这样的创新人才,值得去培养!声音二:一个人是否配当研究员,取决于他的科研能力记者向中科院一位“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问及,研究员要做些什么,刘路到底是否配当研究员时,他告诉记者,研究员与教授的评价体系有所不同。研究员主要从事科研,是否有资格成为研究员,就要看这个人已做的科研成果是否能证明他具有对等的科研能力。该研究员并非数学专业,也并不清楚“西塔潘猜想”在数学领域中的位置和重要性,但是,他指出,如果刘路能够完成他所在分支领域中,一个很多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那就证明他具备独立的和较强的科研能力。中南大学聘之为教授级研究员,是学校的独立行为,也是学校评价体系对他的认可,是学校给他的“正教授级别”待遇。“特殊人才可以特殊对待”,只要学校认可他之前所做的工作以及所表现出的科研能力即可。至于今后,他当上研究员,还能否出更大的创新成果,那就要看他以后的发展,也要看中南大学愿意“等待”他三五年乃至更长时间。湖南师范大学一青年副教授也告诉记者,国外对于“研究员”的评价,只要是在某一个学科,某一个研究方向里(比如数学中数理逻辑分支),该研究方向的权威学者认可该人的工作成果,认为他解决了该领域的某个重大问题,其达到了研究员的科研水准,就可以给予研究员职称。声音三:我国为什么出不了诸多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成果?为何我国科教界出不了诸多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成果?为何我国科教界作风普遍浮躁?为何有那么多学术造假?“主要是我国科教系统的评价体系存在问题。”中南大学一青年讲师如是说。我国科教界职称评定,首位指标就是科研能力。怎么衡量?无外乎SCI论文数量、该人做了多少科研项目,拥有多少科研经费,以及其SCI论文的影响因子高低。这些硬件,真的可以完全体现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吗?该讲师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科研人员普遍存在领域内什么研究项目最热门、最好发论文、最好争取国家项目,就做什么的现象。大家并不完全因为爱好和擅长,只是因为这些方向的研究具有上述“优点”。在申报国家级项目上,“排资论辈”“姜还是老的辣”现象更是凸显。主持项目者若不是教授,申请成功的几率很低。年轻科研工作者要想申请成功这样的项目,还必须拉上几个业界有“辈分”的科研人员,并且在科研经费处理上,年青教授分到的比例往往比较少,这样往往弱化了项目本身的创新点。评价体系的单一和生硬,使得我国学术造假严重,科研人员做项目“短平快”心理突出。2011年9月,刘路获邀参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逻辑学术会议,并做了40分钟的学术报告。在谈到与国外数学家接触的感受时,22岁的小伙子说:“国外的专家不浮躁,更专心于学术。”在我国,有多少青年科研人员能幸运如刘路,在中南大学那种宽松的创新环境中脱颖而出?声音四:能否给我们一个更公平的PK台改善职称评价体系,是培养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创新环境。比如工科的科研人员,SCI论文发表起来比纯理科要困难,他们的优势体现在工程的实际应用,将“SCI”作为其业绩的主要指标,无疑有失客观与公允。以往,评价科研工作,注重“SCI”论文的数量。如今,评价中开始提升到论文的“SCI影响因子”。不少高校在给科研人员奖励中,会与影响因子的高低挂钩。所谓影响因子,用一个大致能说明这个概念的比方:假设一本杂志,一年内,只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被引用3次,则他的影响因子是3。问题是,即使在同一专业内,不同分支研究者的论文进行“PK”,都没法公平。比如,某一专业分支,只有一本杂志,那么所有的学者要查文献,引用,就只有这一个选择。而另一同专业分支,有十本杂志,则学者可以查的文献,可以引用的选择范围就大了十倍,其每本杂志的影响因子必然下降。因此,这个影响到学者们切身利益的因子该怎么公平衡量学术水准,也成了一个让大家颇感头疼的问题。不少教师认为,“教学”“科研”双能手的人才并不是很多。是否能让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将时间更多的集中在他们的优势之处?是否在教授的评价体系中,也能划分为科研型和教学型?职称评定问题,在我国广大科研人员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国的科教职称评价体系能够更为客观,那么我国科教人员的创新热情将会得到最大的激励。更多阅读22岁教授级研究员刘路论文即将发表评论:大学爱惜人才要想得更深远也谈22岁研究员:行政式揠苗和行政性反弹碰撞科技日报:22岁学生正教授带给我们怎样的联想刘路:就是喜欢数学 渴望成为大数学家相关专题:22岁本科生=正教授级研究员?

2012年6月,工作刚满3年的她获得了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这个奖项由全体毕业生投票决定,复旦大学每年仅有10名老师当选。这个奖项来自于吴燕华在平时对教学的投入。如今,主讲遗传学已有5年,但她仍然坚持每学期改进课件更新内容,常教常新。遗传学的课在周一,所以我周末两天全在备课,一来没有最好的课件,需要精益求精;二来遗传科学与时俱进,遗传课堂也需如此。她说,学生们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进步速度快,一旦停下来,就会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老师的角色。凭借这样的热情和努力,她成为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理科组一等奖获得者。

当前的大环境下,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的主要依据仍是科研成果。该把重心放在科研还是教学上?这是很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反复纠结的问题,吴燕华也不例外。这次职称评定,她曾考虑过申报高级讲师。这是一条纯粹考评教学的晋升途径,与副教授平级。然而最终,她依然选择了申报副教授,因为她想在教学的同时坚持科研工作,并通过科研进一步促进教学。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马红说,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的责任和使命,特别是本科生培养。学院在职称评定的过程中,要求老师有若干项代表性成果,可以是科研成果,也可以是教学成果,包括编写教材,撰写教学论文,还有申报并获得教学奖项等。我们在老师的绩效奖励中,也对各种教学成绩给予奖励。据了解,复旦大学于2011年在所有文科院系先行试点代表作评价机制。2012年复旦大学制定了新的《教师高级职务聘任实施办法》,正式在全校推行实施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

不过,校方有关负责人表示,创新评价机制,让教学成为青年教师发展的一条路,并不意味着就此抛弃科研,否则就是一种矫枉过正。如果吴老师没有达到一定基准的科研底蕴的话,院里学术委员会不一定会认可她,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杨继说。

科学问题需要研究,教学实践同样需要研究。在课堂上,能将专业知识的历史、现在、未来都展示给学生的教学,是我们希望引导的,教务处处长徐雷坦言,教学效果好不好,教学能力发展有没有后劲,教师的科研底蕴也是关键因素之一。